從衆行爲所具有的學習與模仿特徵使得衆多投資者的行爲具有一定的趨同性，削弱了市場基本面因素對未來價格走勢的作用。本來，未來股票價格變動的內在基礎是未來上市公司的盈利及基於此而付給的股息紅利，可是未來如何發展的不確定性非常之大，這種不確定性既包括宏觀經濟方面的財政預算、貿易狀態、匯率變化、利率變化、物價水平；也包括微觀方面的公司收益狀況、新項目啓動、分配方案等，以及特殊的不確定性如公司的資產重組，等等。而投資者能夠獲得有關這些不確定性方面的變動信息的途徑和能力非常有限，並且這些信息在投資者之間很不對稱，這時候，缺乏信息的投資者主要是通過觀察別人的行爲來取得信息，認爲別人買進股票可能是他有利好信息，於是也跟着買進，別人賣出股票可能是他有利空信息，於是也跟着賣出。
這種“從衆行爲”產生了跟着別人走的“羊羣效應”。這樣，任何市場投資者的判斷所致的行爲，都會成爲市場其他投資者推測所形成的鏈條的一環，從而市場中一個微小的事件所致的心理衝擊，都有可能放大爲市場中大多數投資者的影響因素。這樣就會形成同頻振盪，使共振成爲股價波動的重要源泉。當許多投資者在同一時間買或賣相同的股票時，對該股票將產生超額需求或超額供給，從而導致單個股票價格的異常波動。
機構投資者的交易數量和金額都遠遠大於個體投資者，其從衆行爲所產生的股票的需求變化對股票價格波動具有更大程度的影響。相對於千差萬別的個體投資者，機構投資者通常關注同樣的市場信息，採用相似的經濟模型、信息處理技術、組合及對沖策略，在投資行爲上具有較高程度的同質性。當出現重大利好或利空事件時，出於從衆的心理，機構投資者會爭相買進或賣出股票，此時買賣壓力將超過市場所能提供的流動性，進而導致股價的不連續性和“雪崩效應”（cascade effect）。
例如，Brady Committee（1989）的分析認爲，許多機構投資者普遍採用動態對沖策略進行組合保險，當初始的價格下跌發生時，採用電腦程序交易的機構投資者紛紛拋出期貨進行平倉，這使得指數期貨價格相對於現貨指數出現貼水，從而進一步觸發與組合保險相關的賣盤。另一方面，指數期貨的大幅貼水促使指數套利者賣出股票，同時買進期貨，這些行爲加速了價格的下跌，進而導致嚴重的流動性壓力，使股價出現劇烈的波動。正如前面文獻綜述時所提到的，許多研究者一直認爲，出於從衆的心理，大機構的組合保險（portfolio insurance）和指數套利策略（index arbitrage）之間的互動導致了1987年美國股市的崩潰。此外，在1992年歐洲匯率體系危機、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人們都可以發現，機構投資者的從衆行爲所引致的流動性失敗在危機擴散和傳播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在我國，證券監管部門允許證券投資基金管理者提取較高的業績報酬，只要基金分紅率高於同期銀行利率20%，基金管理者就可按高出的百分點、依基金淨資產的5%提取業績報酬。正像外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基金管理者的行爲那樣，管理者自己沒有財富投入，經營的是公衆基金，賺了錢可以分享提成，賠了錢由基金持有者承擔，於是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極易引發管理者的風險喜好。所有基金管理者都追逐投機利潤，從衆行爲便隨之產生。當股價呈現上揚勢頭時，他們喜歡跟風或者造風，也許明明知道股市中存在泡沫，也知道泡沫會破滅，但不清楚自己是否是泡沫破滅前的最後承接者，往往認定還有後繼者，他們仍然會進行冒險。結果使得股市中的非理性行爲加重，非理性泡沫度加大，股價異常波動更頻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