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格雷厄姆的說法，在道氏時代，證券市場的股票定價是不準確的（沒有效率），從而給價值投資提供了許多機會。格雷厄姆認爲當代的市場是有效率的，因此投資於被市場錯誤估值的股票的機會比較少。很少有人否認今天的市場會面臨突如其來的失控風險，如果你要接受格雷厄姆的觀點，認爲現在沒有多少價值投資的機會，那麼，今天的市場就爲運用技術風險管理方法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環境。
但是，該如何看待考爾斯聲稱的技術分析在漢密爾頓那裏不管用的說法？
這個答案等了幾十年，耶魯大學終於給出了一個說法。1998年，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的史蒂芬.布朗以及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的威廉.格茨曼和艾洛克•庫馬爾針對考爾斯對漢密爾頓的評價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們的結論是：“在研究了那些否認威廉•彼得•漢密爾頓的擇時能力的證據後表明，結論剛好相反一他對道氏理論的應用似乎讓他獲得了正的風險調整後的回報。”
研究人員還注意到了其他一些有趣的地方。首先，考爾斯創建的投資組合指數和漢密爾頓選擇的投資組合是由不同的股票構成的。如果考爾斯能讓漢密爾頓從他選擇的股票中構建投資組合，那麼他們兩人獲得的年回報率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次，考爾斯的研究存在的問題是當他把一個充分分散的投資組合和一個積極管理的投資組合相比較的時候，他忽視了風險因素。按照考爾斯的研究，漢密爾頓只有55%的時間會做多，29%的時間空倉，16%的時間做空市場。因此，考爾斯和漢密爾頓的兩個組合的風險是不一樣的。布朗、格茨曼和庫馬爾的研究發現，在考慮了投資組合的風險之後，漢密爾頓組合具有更高的夏普比率（0.559，和考爾斯的0.456相比），以及4.04%的詹森值——這意味着其收益每年超過大盤400多個基點。漢密爾頓組合的詹森值之所以高是由於其風險係數的P值僅爲0.326，而S&P500指數的β值爲“1”。換句話說，漢密爾頓的投資組合雖然收益低於考爾斯的投資組合，但前者爲此承擔的風險要低得多。
除了研究人員指出的這些問題，我們還應該注意到考爾斯的研究是在一個大牛市中進行和完成的，這對考爾斯的充分分散的投資組合非常有利。研究人員指出，在1926年的大牛市到來之前，漢密爾頓的投資組合的表現完全好於考爾斯的投資組合（見圖2.1）。
圖2.1道氏理論和考爾斯的股票指數
漢密爾頓的組合有着更低的風險和在熊市中更好的表現，那麼要是處於1929年到1947年這樣的大熊市中，情況會如何呢？研究人員指出，“漢密爾頓的方法在熊市中顯得非常成功。”如果是這樣，今天的你會如何管理你的投資組合：用漢密爾頓的方法，還是考爾斯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