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格雷厄姆的说法,在道氏时代,证券市场的股票定价是不准确的(没有效率),从而给价值投资提供了许多机会。格雷厄姆认为当代的市场是有效率的,因此投资于被市场错误估值的股票的机会比较少。很少有人否认今天的市场会面临突如其来的失控风险,如果你要接受格雷厄姆的观点,认为现在没有多少价值投资的机会,那么,今天的市场就为运用技术风险管理方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
但是,该如何看待考尔斯声称的技术分析在汉密尔顿那里不管用的说法?
这个答案等了几十年,耶鲁大学终于给出了一个说法。1998年,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史蒂芬.布朗以及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威廉.格茨曼和艾洛克•库马尔针对考尔斯对汉密尔顿的评价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在研究了那些否认威廉•彼得•汉密尔顿的择时能力的证据后表明,结论刚好相反一他对道氏理论的应用似乎让他获得了正的风险调整后的回报。”
研究人员还注意到了其他一些有趣的地方。首先,考尔斯创建的投资组合指数和汉密尔顿选择的投资组合是由不同的股票构成的。如果考尔斯能让汉密尔顿从他选择的股票中构建投资组合,那么他们两人获得的年回报率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次,考尔斯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当他把一个充分分散的投资组合和一个积极管理的投资组合相比较的时候,他忽视了风险因素。按照考尔斯的研究,汉密尔顿只有55%的时间会做多,29%的时间空仓,16%的时间做空市场。因此,考尔斯和汉密尔顿的两个组合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布朗、格茨曼和库马尔的研究发现,在考虑了投资组合的风险之后,汉密尔顿组合具有更高的夏普比率(0.559,和考尔斯的0.456相比),以及4.04%的詹森值——这意味着其收益每年超过大盘400多个基点。汉密尔顿组合的詹森值之所以高是由于其风险系数的P值仅为0.326,而S&P500指数的β值为“1”。换句话说,汉密尔顿的投资组合虽然收益低于考尔斯的投资组合,但前者为此承担的风险要低得多。
除了研究人员指出的这些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考尔斯的研究是在一个大牛市中进行和完成的,这对考尔斯的充分分散的投资组合非常有利。研究人员指出,在1926年的大牛市到来之前,汉密尔顿的投资组合的表现完全好于考尔斯的投资组合(见图2.1)。
汉密尔顿的组合有着更低的风险和在熊市中更好的表现,那么要是处于1929年到1947年这样的大熊市中,情况会如何呢?研究人员指出,“汉密尔顿的方法在熊市中显得非常成功。”如果是这样,今天的你会如何管理你的投资组合:用汉密尔顿的方法,还是考尔斯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