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情况下，我们在实施自己的投资构想前，都想知道它们能不能行得通，但是这不可能。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测试那些我们能检测的构想，只有当有证据显示它们基本能够工作时，我们才能使用它们。
但是，在检测构想之前，它们必须能够被检测。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被数量化。每个有意义的投资理论都能被数量化，或者说它们能被可操作地定义，如果有数据，它们就能被检测。
相反，如果一个理论无法被可操作地定义和检测，那么它就没有意义。或许这样一种理论作为一个销售品或者市场哲学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作为市场理论却毫无意义。换句话说，如果理论无法被可操作地定义，我们如何在实践中使用它呢?那些想要遵循该理论的人怎么知道要做什么呢?
一个不能被可操作地定义的理论无法被测试。我们可以把一个经过可操作定义后的投资理论变成一种相当模糊的形式，以至于只有电脑或者销售员才能使用。
可操作主义可定义为有关如下事项的实践：1. 一个人的观察；2. 得到观察中所包含的操纵性和计算性程序；3. 连接较早和后来主张的逻辑和数学步骤；4. 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可操作性定义并不是唯一的定义方式。甚至它们都不是最常见或者最常用的类型，但它们是唯一能产生明确无误的测试的方式。
很明显，有些市场理论更容易测试。趋势追踪理论比制图理论要容易测试。不太明显的是，许多看上去完全可行的理论事实上却经不起检验，它们仅仅需要一点思考和工作。例如，埃利奧特·杰奈威(ElliotJaneway)认为可信赖的能预测股市变化的规则只有一种：
这个规则很简单，即当总统和国会和谐一致，总统提案、国会处理时，不存在使股市下跌的负面压力。相反，当总统和国会有分歧，总统行动却不主导、国会建议却不同意时，不存在传统分析所认为的建设性的扩张压力能使股市上涨。
杰奈威先生的观点或许正确，或许不正确。据这个观点所说的，我们无法测试它。总统、国会和谐一致是什么意思?杰奈威先生解释为总统提案、国会处理，但这些词又是什么意思呢?毫无疑问，当杰奈威先生看到提案和处理时他就知道了，但是剩下的许多人无法感知理解。确定的是，所有的总统都在某些方面占主导地位，在某些方面落后。如何权衡这些事情并采取行动呢?杰奈威先生必须就他的阐释进行解释。我们要确切地看什么?要算什么?要具体做什么?
我不是说杰奈威先生的观点毫无意义，只要我们能够检测一个主意，或者主意的衍生部分，它就有意义。杰奈威先生的主意的确是可以测试的，虽然不得不施加一些外力。例如，根据现有证据，我们可以让一些国会历史学家来判断，以1至10的标度为例，从1900年1月1日、2月1日、3月1日等等开始，在何种程度上总统和国会可以说是“和谐一致”。或者，我们可以用在给定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内总统签发的议案占提交议案的比重来趋近总统与国会和谐一致的程度。我们可以用多种方法来检测二者和随后股市变化的关系，例如回归分析。如果杰奈威先生的理论有价值，索引和随后股市行为就肯定有一定关系。
更确切地说，如果上述索引抓住了杰奈威先生理论的本质所在，那么这种关系一定存在。就我而言，上述索引有些专断。两者对杰奈威先生的理论都不公正，但是这不是完全不相关。很少有测试能完全抓住它所对应测试的理论。因此，多种测试始终是必要的。如果多种测试是必要的，如果每个测试都至少抓住了理论的一个重要特性，如果没有测试以任何物质方式扭曲了理论，那么每个测试都肯定提供了有关该理论价值的一些信息；如果所有测试都是同一个答案，即
便每个测试都有其错误，那么综合得出的结果也就是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