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1932 年至 2020 年）是一位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和學者，最著名的是新制度經濟學 (NIE) 的領導者之一和交易成本經濟學 (TCE) 的創始人，交易成本經濟學是一種新穎的經濟框架，推動了傳統經濟學的發展。該理論超越了對市場和價格理論的專門關注，並且永久地改變了經濟學家、政府和企業對非市場機構和市場外交易的看法。

作爲交易成本經濟學（TCE）的創始人，威廉姆森揭示了傳統經濟學家認爲無關緊要的企業內部運作（“黑匣子”），並開創了一種分析商業企業的新方法。例如，通過將焦點轉移到交易的內部運作，威廉姆森解釋了商業公司的存在、功能和特徵。通過準確預測現實世界市場的運作方式，他還反駁了新古典價格理論的完全競爭模型，即不存在壟斷的理論市場結構。

威廉姆森是一位多學科學者，在組織理論、合同法以及經濟學方面擁有深厚的背景，他也被認爲是一位對經濟學以外的許多領域產生重大影響的經濟學家，包括反壟斷政策、監管/放松管制以及法律。

威廉姆森是多本書的作者，包括經濟學經典著作《市場與等級制度：分析和反壟斷的影響》（1975），以及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著作之一《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企業、市場、關係契約》 （1985）。

教育和早期職業

奧利弗·E·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1932 年至 2020 年）出生於威斯康星州蘇必利爾市，他將這個小鎮描述爲“（他）居住過的最民主的社區”。他的父母都曾是高中教師。他的父親離開了教職，加入了威廉姆森的祖父的家族房地產生意。他的母親結婚後被要求從教師崗位退休。

作爲蘇必利爾“非常平等”的學校系統中的一個孩子，威廉姆森想成爲一名律師。當他還是一名高中生時，他認爲自己對數學和科學的濃厚興趣使工程成爲理想的職業。在母親的建議下，他就讀於裏彭學院，該學院與麻省理工學院(MIT) 開設了聯合學位課程（管理和工程）。

1955 年從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獲得學士學位後，威廉姆森第一份工作是在通用電氣擔任項目工程師，隨後很快在美國聯邦政府、華盛頓特區的中央情報局 (CIA) 工作了一段時間。威廉姆森表示，在他的職業生涯後期，這些角色讓他有機會了解大政府、大企業和大官僚機構的運作方式。

在早年，威廉姆森開始發展他標誌性的跨經濟、商業、法律甚至工程學的多學科視角。例如，1958 年，當他被斯坦福大學商學院MBA 課程錄取時，他驚訝地發現兩個完全不同的學科——經濟學和工程學——使用了驚人相似的分析方法。正如他在諾貝爾傳記中指出的那樣，他“發現……（他的）數學、統計學和模型構建方面的工程訓練爲（他）提供了比……任何社會科學更紮實的（經濟學）基礎。”

完成 MBA 學位後，威廉姆森按照斯坦福大學導師（詹姆斯·豪厄爾和肯尼思·阿羅）的建議，從商科轉向了經濟學。 1960年，他獲得福特基金會爲期三年的獎學金，攻讀博士學位。匹茲堡卡內基梅隆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在那裏他在工業管理研究生院教授的經濟學和組織理論的多學科方法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1963年，威廉姆森獲得博士學位。論文《自由裁量行爲的經濟學：公司理論中的管理目標》贏得了福特基金會論文競賽。

學術生涯（1963年至2004年）

1963 年秋天，威廉姆森擔任了他的第一個教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經濟學助理教授。在接下來的 40 年裏，他發展了開創性的理論，最終爲他贏得了諾貝爾獎，同時他還曾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和耶魯大學任教，並在美國境外擔任過多次客座教授。

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兩年（1963 年至 1965 年）後，威廉姆森被招募到賓夕法尼亞大學（UPenn），在那裏他度過了 18 年（1965 年至 1983 年），擔任副教授（1965 年至 1968 年）和教授（1968 年至 1983 年） ，包括被任命爲經濟學和社會科學教授（1977年至1983年）和經濟學系主任（1971年至1972年；1976年至1977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 世紀 60 年代末，威廉姆森除了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系任教外，還被任命爲法學院和公共與城市政策學院的教員——這是他發現的另一個非常富有成效的多學科角色。

本着這種精神，1983年，他接受了耶魯大學組織與管理學院、法學院和經濟系的多學科任命，獲得了“更加富有成效”的職位。作爲三個系的教授，他花了五年時間（1983 年至 1988 年）在耶魯大學法學院主持法律和組織研討會，並在組織與管理學院主持經濟學和組織研討會。他還擔任《法律、經濟學和組織雜誌》的創始編輯。

1988 年，威廉姆森被招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在哈斯商學院和經濟系擔任雙重職務，並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擔任輔助職務，度過了餘下的學術生涯。

在接下來的 16 年裏，從 1988 年到 2004 年從積極的教學中退休，威廉姆森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成就包括在經濟系創建了一個新領域——機構經濟學——並重塑了哈斯學院的商業和公共政策課程。退休後，威廉姆森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保留了一間辦公室繼續他的研究，並仍然積極參與研討會以及招聘和籌款。

產業組織與縱向一體化

威廉姆森博士的專業卡內基經濟學博士，工業組織（IO）（有時稱爲工業經濟）是對工業如何在經濟中運作的研究，包括監管政策、反壟斷政策和市場競爭。 （工業組織中的“工業”一詞是指所有大規模商業活動，包括農業和旅遊業，而不僅僅是製造業。）

美國司法部反壟斷司（1966年至1967年）

儘管工業組織（IO）在 20 世紀 60 年代不再受到經濟學家的青睞，但威廉姆森無論在哪裏遇到它，都會毫不猶豫地挑戰當時盛行的反 IO 正統觀念。例如，威廉姆森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職期間（1966 年至 1967 年）擔任美國司法部 (DOJ) 反壟斷部門負責人的特別經濟助理，他將這段經歷描述爲“他在工業組織（IO）和垂直整合領域的工作發展中被稱爲“決定性事件”。

在反壟斷部門，威廉姆森注意到，經濟學家和司法部專家專注於如何防止壟斷，在制定政策時完全忽視了公司的內部運作。正如他所說，他們認爲公司只不過是“一個將輸入轉化爲輸出的黑匣子”，因此他們從不深入內部瞭解決策是如何做出的。

一旦認識到這一基本疏忽，威廉姆森就意識到，根深蒂固的反IO正統觀念甚至拒絕考慮（更不用說分析）組織內部的經濟活動，正在導致反壟斷政策的重大錯誤。例如，司法部當時懷疑所有非簡單市場交換的合同都會助長壟斷勢力並傷害公衆。威廉姆森在這項政策中反對的是，司法部自動將任何將交易帶出市場的策略貼上反競爭標籤，包括垂直整合、通過直接擁有生產各個階段（供應商、製造商、分銷商）而不是外包他們。

威廉姆森還意識到，反IO論點的另一個前提——市場始終是完全競爭的場所，交易可以比公司內部更有效地進行——也是錯誤的。儘管他確實承認，當市場競爭激烈時，它們可以很好地解決爭端（因爲買家和賣家可以轉向其他貿易伙伴），但他的研究證明，當市場競爭有限時，公司內部的動力可以更好地解決衝突比市場。

威廉姆森將他在司法部反壟斷工作中的這一開創性見解帶回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團隊，在那裏他專注於研究，證明主流理論認爲在市場上處理得更有效的許多經濟決策實際上在公司內部處理得更有效。

新制度經濟學（NIE）

1975年，威廉姆森在新制度經濟學（NIE）運動中發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章《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其中提出了他的觀點，即交易和合同的分析可以解釋公司的結構和邊界，有效地駁斥了公司理論只不過是賺錢的機器。

經濟治理

威廉姆森 2009 年獲獎時，諾貝爾委員會引用的廣義類別是經濟治理——這個術語指的是解決政府和等級組織（包括企業）在內部實施的衝突的所有監管政策、程序和流程（正式和非正式）。機構——換句話說，是在市場之外。

威廉姆森關於經濟治理的理論是他共同創造的一個新的經濟思想分支——新制度經濟學（NIE）的組成部分——它基於這樣一個常識性前提：選擇一種治理選項而不是另一種治理選項的決定背後的驅動力是節省總成本的願望。事實上，商品和服務的總成本必然包括與簽訂、監控和執行合同相關的所有成本，以及解決交易中固有的合同風險（即不完整合同），威廉姆森的 NIE/TCE 方法首先分析每個合同的特徵交易（他的基本分析單位）來確定哪種治理選項最匹配。

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9)

2009 年，威廉姆森因其對經濟治理（尤其是公司邊界）的分析而成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位獲得者之一。他的共同獲獎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 ）也因其對經濟治理（尤其是公地）的分析而獲獎。 （公地是指社區內有限的公共池資源，例如水、森林和漁業。）

當諾貝爾委員會當年選擇他時，他作爲一名多學科學者已進入職業生涯 45 年，在多個經濟學科、政治學和法律領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包括在反壟斷政策和制度研究方面的開創性工作。事實上，在他的所有成就中，諾貝爾委員會引用了他在全球金融危機最嚴重時期對經濟治理，特別是公司邊界的分析，這一事實被認爲是他渴望將目光投向傳統市場之外的證據。在那困難的一年裏的經濟學家。

制度經濟學諾貝爾獎

2009 年威廉姆森獲得諾貝爾獎時，令許多人感到驚訝。儘管在他獲勝之前，人們已經討論了他作爲可能的獲獎者的幾年，但他一直被認爲是一個不太可能的獲獎者。就在兩年前（2007 年），《福布斯》在一篇有關可能獲勝者的文章中將他稱爲“左翼”和“非主流”的可能性。

威廉姆森獲得諾貝爾獎的及時性並不令人意外。美聯社指出，儘管 2009 年諾貝爾委員會沒有引用全球金融危機，但他們選擇了兩位非傳統經濟學家威廉姆森和他的獲獎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兩人都在許多人認爲市場崩潰後的經濟治理中被引用。觀察家認爲缺乏監管——顯然是對機構重要作用的承認。

相比之下，當年的領跑者、芝加哥大學教授尤金·法瑪（Eugene Fama）被譽爲有效市場假說之父，該假說認爲交易資產（股票或債券）的價格準確反映了其真實價值——這一理論剛剛因全球市場崩潰而變得不可信。

在回應 2009 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時，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 (Paul Krugman)指出，“威廉姆森的工作奠定了大量現代經濟思想的基礎”，並表示這是“爲……新制度經濟學頒發的獎項”——這個領域一直在“在威廉姆森和奧斯特羅姆等經濟學家的領導下，幾十年來“悄然捲土重來”。

交易成本經濟學（TCE）

作爲交易成本經濟學（TCE）的創始人，威廉姆森有兩個主要目標：1）瞭解交易特徵的變化如何導致市場經濟中管理貿易的各種不同類型的組織； 2）創建預測現實世界現象的經濟模型。

挑戰零交易成本的邏輯

威廉姆森在諾貝爾獎演講中解釋說，他對交易成本經濟學（TCE）的第一次見解很簡單，就是他挑戰了正統經濟學家提出的一個核心假設的邏輯：完美市場中的零交易成本。

他認爲，TCE 並不關心零交易（或治理）成本的簡單合約，例如，“在森林邊緣用堅果換漿果”。相反，威廉姆森從更合理的前提開始，因爲 TCE 關注現實世界中複雜組織中的複雜合約，經濟活動的交易（和治理）成本將始終爲正（大於零）。

事實上，威廉姆森不接受交易成本可能爲零的事實，而且他知道商業決策是由利潤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願望驅動的，這一事實使他意識到，對這些交易成本的分析是通過以下方式進行的理想鏡頭：用於繪製組織結構圖。換句話說，交易成本（總是正數）驅動組織結構——這就是複雜的組織和制度結構（尤其是企業）對於市場運作至關重要的原因。

威廉姆森對 TCE 的論點是如此有效，而且他的研究如此徹底和可複製，以至於他對企業內部運作的交易成本觀點取代了新古典主義對價格和市場的強調。

交易成本經濟學（TCE）：外包

威廉姆森對交易成本經濟學 (TCE) 的開創性研究改變了經濟學家、企業領導人和政府評估幾個核心領域戰略的方式，對現實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史蒂文·塔德利斯 (Steven Tadelis)給出了波音公司的外包決策作爲現實世界的例子，說明威廉姆森的 TCE 理論如何準確預測決定企業何時內部生產組件效率更高的因素。比市場上的。

外包決策：當波音公司建造一架新飛機時，他們對大量單獨的飛機部件（有些簡單，有些複雜，例如螺釘和機身）做出了“自制或外購”的決定。就螺釘而言，波音公司可以輕鬆地在市場上找到他們需要的東西，而無需自己生產。然而，機身卻並非如此，機身是飛機的主體，必須安裝許多其他部件。威廉姆森準確地預測，如果波音公司決定將機身的設計和生產外包，他們將遇到兩個問題：資產專用性和不完整的合同。

資產專用性：任何接受外包合同的公司都會在波音機身上投入大量時間、培訓和資源，而且這些對機械或知識的資產專用投資不太可能部署到該公司的任何其他產品上。資產專用性意味着該公司將被迫與波音公司合作。

不完整的合同：威廉姆森預測，波音及其外包合作伙伴將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機身等設計的複雜性使得這也是一項高度複雜的交易。與簡單的交易（“森林邊緣的漿果堅果”）不同，不可能編寫一份涵蓋波音機身從開始到結束的設計和製造的所有可能修改的合同。無論合同寫得多仔細，它總是不完整的，這意味着每次需要更改時都必須重新談判——討價還價。

TCE的應用：威廉姆森認爲：1）在像波音機身這樣的複雜情況下，在市場上處理的交易總是會受到討價還價的困擾（不完整的合同）； 2）雙方都被鎖定（資產專用性）這一事實意味着討價還價將是漫長而激烈的。在這個 TCE 實施的例子中，經過四年的拖延，波音公司確實將機身生產帶回了內部——對機械和知識的大量投資不再專門用於一個單獨的項目（資產專用性的解決），並且討價還價是被管理控制（解決不完整的合同）所取代。

威廉姆森的影響超越經濟學

當威廉姆森開始他的職業生涯時，主流經濟學家幾乎完全關注市場上發生的交易——以價格作爲經濟研究中的標準分析單位——並且完全貼現發生在公司內部和公司之間的交易。爲了反駁企業只不過是“生產黑匣子”這一根深蒂固的觀點，威廉姆森開創的研究基於一種新穎的分析單位：交易。

通過這種將焦點轉向交易的革命性轉變，威廉姆森讓一系列參與者（從經濟學家、商界領袖到政府官員）明白，爲了保持資本主義世界的效率，必須“打開黑匣子”來分析公司和其他機構的內部運作，特別是公司內部和之間的治理和激勵如何推動決策。

除了增進對現實世界中企業內部如何決策的瞭解之外，威廉姆森的交易方法也使他的工作在經濟學之外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在他獲得諾貝爾獎的聲明中，《華爾街日報》稱他爲“最受非經濟學家引用的經濟學家”。

作爲一名進行自己的 TCE 研究的學者，威廉姆森推出了新一代經濟學家，他們繼續建立一個越來越有影響力的理論和實證工作體系，使 TCE 的應用超越了企業和市場的產業組織。自從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進行最初的研究以來，Williamson 的 TCE 框架已被用於理解政府官僚機構、政治和法律機構以及非營利組織等各種組織的結構和績效。

反壟斷政策

來自法律界的顯着讚揚包括被稱爲“美國反壟斷法泰斗”的法學教授赫伯特·霍文坎普 (Herbert Hovenkamp)的一篇學術論文，他認爲威廉姆森和他的 TCE 方法在反壟斷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避免了前兩位的“極端”立場反壟斷政策的兩個學派，即哈佛大學的結構學派，單方面將市場結構中的不良表現歸咎於壟斷；芝加哥學派則否認壟斷導致市場權力失衡。

與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立場不同，霍文坎普稱讚威廉姆森的 TCE 是一種更具分析性、針對具體情況的方法，需要對任何重要市場勢力發揮作用的情況進行密切審查。霍文坎普還對威廉姆森的 TCE 給予了讚揚，因爲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這兩個“極端”反壟斷學派都慢慢走向了中心。

公共和私人官僚機構

威廉姆森在 1999 年的文章《公共和私人官僚機構：交易成本經濟學視角》中挑戰了主流觀點，即公共官僚機構作爲一種廣泛使用的組織形式，始終被認爲與私人官僚機構相比效率低下。當他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的視角進行分析時，他確定“公共官僚機構與其他替代治理模式一樣，非常適合某些交易，但不太適合其他交易。”就像任何治理模式（市場、公司、監管）一樣，公共和私人官僚機構應該客觀地分析其有效性，然後“保持原位”。

結論

當威廉姆森開始他的職業生涯時，主流經濟研究關注的是市場上發生的交易，並且完全貼現了公司內部和公司之間發生的交易。作爲交易成本經濟學（TCE）的創始人，他在經濟研究中引入了一個全新的分析單位——交易成本——它改變了經濟學家、企業領導人和政府在幾個核心領域評估戰略的方式，對現實產生了重大影響。世界——包括經濟以外的許多領域，從外包到反壟斷政策、監管/放松管制和法律。

通過將焦點轉移到企業內部運作，威廉姆森的 TCE 研究不僅開創了一種分析商業企業的新方法，而且還強調了標準經濟方法無法解釋實際發生情況的領域。例如，他對現實世界市場如何運作（不完全競爭和正交易成本）的準確預測仍然是對完全競爭模型（一種具有完全競爭、零交易成本和無壟斷的理論市場結構）的有力反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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