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金融理論幾乎沒有涉及個體決策的問題，它將決策過程看成是一個“黑箱”，將其抽象成理性投資者追求主觀期望效用（SEU）最大化的過程；並認爲理性投資者總是很理性地尋求線性、無偏的最優解，冠之以理性決策。
理性決策的前提條件是：
（1）就手段和目的意義而言，任何決策都應該是完全理性化的行爲；
（2）決策者頭腦中存在一個一致性選擇系統以供決策者進行備選方案的排序；
（3）決策者能夠意識到並找出所有可能的備選方案；
（4）決策者在對備選方案進行選擇時，進行復雜比較和運算的能力是無限的；
（5）任何一個決策者都能進行正確的概率運算。
理性決策的理論基礎由下述假設構成：決策者具有上述各種能力，在任何時候都是試圖使其總效用達到最大化，決策總是在於使一項決策過程導向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的最大利潤點。決策者在進行決策時，備選方案是已知的和給定的，他不需要知道方案的來源而只需從中選出最佳方案。決策者頭腦中事先存在一個效用函數（或是能夠評價每種備選方案結果的某種價值體系），使得他能夠對所有的備選方案的結果按照它進行排序和最大化選擇。
理性決策理論的決策過程是由建立在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1953）創立的經典期望效用理論之上的。經典期望效用理論認爲，面對一項風險決策任務時，與每個備選方案相聯繫的狀態概率是已知的客觀概率，每個備選方案都被賦予決策者的主觀效用，決策者以線性組合的方式對客觀概率和主觀效用值進行整合，按規範的算法規則進行計算，並選擇期望效用值最大的方案。隨後的Savage（1972）給出修正的主觀期望效用（SEU）理論，認爲對狀態概率的估計是投資者偏好的組成部分，因而狀態概率因人而異，是一種主觀看法和信念，從而是主觀概率，決策者以線性組合的方式對主觀概率和主觀效用值進行整合，按規範的算法規則進行計算，並選擇期望效用值最大的方案。
期望效用理論構成了涉及不確定性問題的決策分析技術和總體思路。但它將人類的決策行爲看成是純粹的經濟性行爲，而沒有描述人在決策過程中真正的心理活動。該理論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下述假設：（1）決策者在進行決策時，備選方案是已知的，他不需要知道方案的來源而只需從中選出最佳方案；（2）決策者具有找出所有可能的備選方案、進行正確的概率運算的能力；（3）決策者頭腦中事先存在一個能夠評價每種備選方案結果的某種價值體系，使得他能夠對所有備選方案m結果按照它進行排序並使其總效用達到最大化。這在實際決策過程中往往是不大可能的，即便是可能的，也只是相對於那些封閉性的決策任務情境纔是可行的一種理論上的說明。事實上，除了大型的工程和經濟項目等方面需要這種算法策略外，決策分析的複雜技術對於個人或由個人的羣體的決策並沒有多少用處。而且，日常經驗和理論研究都表明，人們在決策過程中並不是完全理智地進行期望效用理論所主張的那種理性決策。決策者的心理因素、文化背景以及決策情境都會對真實的決策過程發生重要影響，從而使決策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偏離期望效用理論所給出的理性規則。
總之，理性決策理論較爲適用於有限的、離散的決策情境，而一般不適用於自然的、連續的決策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