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来源的信息对股票有不同频率的影响。随着股票观察数据频率的增加,宏观经济数据的影响力也会逐步显现。例如Chan, Karceski和Lakonishok(1998)在套利定价理论框架下分析了美国和日本股票市场的月度收益,他们发现,在低频交易下股票自身的一些特征是对未来收益最有预测能力的。他们用模拟因子的投资组合研究显示,规模大小、过去收益、账面市值比,以及股票本身的股息收益率是跟随股票回报率而共变最多的因素。然而,他们也认为,在月度收益频率之下,“宏观经济因素不能很好地解释股票收益的共变”。
Wasserfallen(盛989)认为宏观经济数据在股票季度数据上没有显示出任何影响。
Flannery和Protopapadakis (2002)发现美国股票的日回报率受到几种宏观经济数据非常显著的影响。
他们用一些独立变量估计了一个GARCH收益模型并发现以下这些宏观经济数据的公布对股票的收益率及波动率均有显著影响:消费者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国际贸易差额、就业报告以及新屋开工数等。
Ajayi和Mehdian (1995 )认为除美国外的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通常对美国宏观经济数据反应过度。因此国外证券市场对美元汇率及国内经常项日平衡表现较为敏感。
例如,Sadeghi (1992)发现在澳大利亚股票市场上,股票的收益率会随着经常项目赤字、澳元兑美元的汇率以及GOP终值的上升而增加;而随着国内通货膨胀或利率的提高,股票收益率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