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股票市場越發展,股價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越顯著。通過選擇1995年以來我國的滬深綜合指數、股票市值、同期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以及工業增加值的數字進行分析,發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工業增加值與同期滬深股市綜合指數之間的相關度分別是負值和較低(見表3-1)。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我國股票市場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發揮的作用還較小,但特點卻很明顯,主要是自1995年以來貨幣供應量較高,而同期的滬深兩市股票指數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卻是負相關,意味着部分貨幣需求並沒有進入消費領域或實體經濟。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只有十年的歷史,其深度和廣度都還不夠,資產存量還較小;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我國轉軌時期的特殊經濟背景使股票市場傳導渠道的“財富效應”和“成本效應”難以發揮。居民出於對國有企業改革、醫療、住房、教育體制改革的預期,出現較強的時間偏好,使其在名義財富增加的情況下仍不會增加消費,“財富效應”失效。“成本效應”亦如此。由於我國股市發展不規範,固定資產投資的收益預期與證券投資收益預期出現嚴重偏離,加之企業預算的軟約束,企業在9比率增長的情況下,仍不願進行實體經濟的投資,而是重新投入股市,這就阻礙或延緩了股市對實體經濟的傳導作用。
貨幣政策的變動通過證券市場的傳導影響消費、投資和產出,從前面的分析可知,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產生對證券內在價值的影響,即影響證券市場價格波動的整體確定性,形成一個循環過程。如果這個循環是良性的,則不僅會促進實體經濟的穩定增長,而且會使得證券市場形成穩定的動態均衡。但如果這個循環是惡性的,則結果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