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立资本市场的目的，本是要确立依靠市场来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推行股份制的目的，是为了用股份制来改造国有企业，使之成为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微观基础。可是，在实践中，政府却给资本市场、股份制定错了位，仅把它们当作给国有企业融资、解困的工具。为此，国有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把股市主要当作融资、圈钱、解困的手段，经济效益不高或很差，甚至亏损，不得不继续依赖国家所提供的“隐性担保”。投资者既然很难指望从股份分红中获得投资收益，只好博取投机收益。而国家对上市公司提供的“隐性担保”又使得投资者不怕风险的投机心态和投机行为盛行，造成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制度创新”都是由政府主导和培植的。当国有企业尚未完全脱离“政企不分”的极视时，就出现了以股份制的形式上市的过程，从而产生了许多我国独有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不确定性”构成市场的一种特殊的外生不确定性。而股市监管政策也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证券监管部门总在不断地制定新办法、新政策、新措施，市场监管被大量的临时性、易变性的政策措施所取代，使得投资者难以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对政策反应极其敏感，从而加大了政策因素对股市的冲击力度，引起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当上市公司或股票市场出现了严重违规行为时，证券监管部门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并尽早采取制裁措施，直到问题不断积累和恶化，造成了严重后果时，监管部门才发觉和进行事后的调查处理，典型的“银广夏”事件、“猴王”事件、“郑百文”事件和“中科系列股”事件等莫不如此。调查处理的结果不仅导致问题股的价格大幅下跌，使持有该类股票的不明真相的无辜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还往往引发市场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市场的动荡不安。不仅如此，这种动态化的监管机制的缺乏，也使一些蓄意违规经营者、操纵市场者心存侥幸，从客观上大大增加了各种违规事件发生的概率和频率，进一步加剧了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