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來源的信息對股票有不同頻率的影響。隨着股票觀察數據頻率的增加,宏觀經濟數據的影響力也會逐步顯現。例如Chan, Karceski和Lakonishok(1998)在套利定價理論框架下分析了美國和日本股票市場的月度收益,他們發現,在低頻交易下股票自身的一些特徵是對未來收益最有預測能力的。他們用模擬因子的投資組合研究顯示,規模大小、過去收益、賬面市值比,以及股票本身的股息收益率是跟隨股票回報率而共變最多的因素。然而,他們也認爲,在月度收益頻率之下,“宏觀經濟因素不能很好地解釋股票收益的共變”。
Wasserfallen(盛989)認爲宏觀經濟數據在股票季度數據上沒有顯示出任何影響。
Flannery和Protopapadakis (2002)發現美國股票的日回報率受到幾種宏觀經濟數據非常顯著的影響。
他們用一些獨立變量估計了一個GARCH收益模型並發現以下這些宏觀經濟數據的公佈對股票的收益率及波動率均有顯著影響:消費者價格指數、生產價格指數、貨幣供應量、國際貿易差額、就業報告以及新屋開工數等。
Ajayi和Mehdian (1995 )認爲除美國外的發達國家的證券市場通常對美國宏觀經濟數據反應過度。因此國外證券市場對美元匯率及國內經常項日平衡表現較爲敏感。
例如,Sadeghi (1992)發現在澳大利亞股票市場上,股票的收益率會隨着經常項目赤字、澳元兌美元的匯率以及GOP終值的上升而增加;而隨着國內通貨膨脹或利率的提高,股票收益率會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