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牆是一個道德概念，將同一組織內的羣體、部門或個人分開——一個虛擬的屏障，禁止可能導致利益衝突的信息交流或交流。雖然隔離牆概念存在於各種行業和專業——包括新聞、法律、保險、計算機科學、逆向工程和計算機安全——但它最常與金融服務部門相關聯。攻擊性和種族主義術語通常用於投資銀行、零售銀行和經紀公司。美國的歷史里程碑說明了爲什麼首先需要一堵道德牆，以及爲什麼要制定立法來維持它。
要點
- 中國牆是指一種道德概念，它充當虛擬屏障，禁止同一組織內的團體或個人共享可能造成利益衝突的信息。
- 在 1929 年股市崩盤促使國會頒佈立法將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活動分開後，這個冒犯性術語開始流行。
- 幾十年來，國會頒佈了監管內幕交易、提高披露要求和改革經紀人薪酬做法的立法。
- 儘管有這些規定，許多投資公司仍繼續從事欺詐行爲，這一點在 2001 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和 2007 年次貸危機期間變得明顯。
中國牆和 1929 年的股市崩盤
源自中國的長城，即爲保護中國人免受入侵者而豎立的古老不透水結構，“中國牆”一詞在 1930 年代初進入了流行的說法——以及金融界。受 1929 年股市崩盤（當時部分歸因於價格操縱和內幕信息交易）的刺激，國會通過了 1933 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SA)，要求將商業和投資銀行活動——即投資銀行、經紀公司和零售銀行。
儘管該法案確實導致了一些證券和金融巨頭的解體，例如 JP Morgan & Co.（該公司不得不將經紀業務分拆成一家新公司 Morgan Stanley），但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利益衝突。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經紀人建議客戶購買一家新公司的股票，該公司的首次公開募股（IPO）恰好是經紀人的投資銀行同事正在處理的。 Glass-Steagall 沒有強迫公司參與提供研究或提供投資銀行服務的業務，而是試圖創造一個單一公司可以同時參與這兩項工作的環境。它只是規定了部門之間的劃分：中國牆。
這堵牆不是物理邊界，而是金融機構應該遵守的道德邊界。內部或非公開信息不得在部門之間傳遞或共享。如果投資銀行團隊正在達成一項讓公司上市的交易，他們樓下的經紀人朋友不會知道這件事——直到世界其他地方知道。
作爲語言學歧視和種族主義
這個詞通常被視爲對文化不敏感，是對中國文化的冒犯性反映。不幸的是，它現在遍佈全球市場。它甚至在法庭上被爭論過。
它出現在Peat, Marwick, Mitchell & Co. vs. Superior Court (1988)中的一致意見中，哈寧法官在其中寫道，“‘中國牆’就是這樣一塊法律碎片，應該被堅決拋棄。這個詞有一個種族焦點，許多人會認爲這是一種微妙的語言歧視形式。當然，繼續使用該術語將不會對許多華人後裔的種族身份不敏感。現代法院不應延續從中國潛入語言的偏見。過時的、更原始的思維方式。”
法官建議的替代方案是“道德牆”。美國律師協會行爲規則建議“篩選”或“篩選”作爲描述該概念的一種方式，因爲它與解決律師事務所的利益衝突有關。
中國牆和 1970 年代放松管制
幾十年來，這種安排毫無疑問。然後，大約 40 年後，1975 年對經紀佣金的放松管制成爲對利益衝突日益關注的催化劑。
這一變化取消了證券交易的固定利率最低佣金，導致經紀業務的利潤暴跌。這成爲進行證券研究並向公衆提供信息的賣方分析師的主要問題。另一方面，買方分析師爲共同基金公司和其他組織工作。他們的研究被用來指導僱用他們的公司做出的投資決策。
一旦經紀佣金的定價發生變化，就會鼓勵賣方分析師撰寫有助於出售股票的報告，並在他們的報告促進其公司的首次公開募股時獲得財務獎勵。豐厚的年終獎金就是基於這樣的成功。
這一切都促成了 1980 年代華爾街的熊市牛市和隨波逐流的時代——以及 1987 年一些備受矚目的內幕交易案件和令人討厭的市場調整。因此，證券和交易委員會(SEC) 的市場監管部門對六家主要經紀交易商的中國牆程序進行了多次審查。部分由於其調查結果，國會頒佈了1988 年《內幕交易和證券欺詐執法法》 ，增加了對內幕交易的處罰，並授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更廣泛的關於中國牆的規則制定權。
中國牆和互聯網熱潮
中國牆或道德牆在 1990 年代後期，在互聯網時代的鼎盛時期重新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當時摩根士丹利的 Mary Meeker 和 Salomon Smith Barney 的 Jack Grubman 等超級明星分析師因熱衷於推廣特定證券而成爲家喻戶曉的名字。
在此期間，隨着投資者根據分析師的建議進行買賣，頂級分析師的幾句話可能會導致股票價格飆升或暴跌。此外， 1999 年的 Gramm-Leach-Bliley 法案 (GLBA)廢除了大部分禁止銀行、保險公司和金融服務公司作爲合併公司行事的 Glass-Steagall 法案。
2001 年互聯網泡沫的破裂揭示了這個系統的缺陷。當發現知名分析師私下出售他們所推銷的股票並被迫提供良好評級時，監管機構注意到了這一點（儘管個人意見和研究表明這些股票不是好買入）。監管機構還發現，這些分析師中的許多人個人持有該證券的 IPO 前股份，如果他們成功，將獲得鉅額個人利潤，向機構客戶提供“熱門”提示，並偏袒某些客戶，使他們能夠從中賺取鉅額利潤。毫無戒心的公衆。
有趣的是，沒有禁止這種做法的法律。薄弱的披露要求使這種做法得以蓬勃發展。同樣，發現很少有分析師對他們所涵蓋的任何公司給予“賣出”評級。鼓勵投資者出售特定證券並不適合投資銀行家，因爲這樣的評級會阻止評級不佳的公司與銀行開展業務——儘管分析師及其親信通常會出售同樣的證券。根據他們最喜歡的分析師的建議購買證券的投資者，認爲他們的建議是公正的，因此損失了大量資金。
互聯網泡沫的後果
在互聯網泡沫破滅之後，國會、全國證券交易商協會(NASD) 和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 都參與了爲該行業制定新法規的努力。包括貝爾斯登公司在內的十家知名公司；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 CS ）；高盛公司（ GS ）；雷曼兄弟；摩根大通證券（ JPM ）；美林、皮爾斯、芬納和史密斯；摩根士丹利公司（ MS ）；和花旗集團全球市場被迫分開他們的研究和投資銀行部門。
該立法導致分析師和承銷商之間的分離或加強。它還包括薪酬實踐的改革，因爲以前的做法給分析師提供了對承銷客戶進行有利評估的經濟激勵。
道德牆有效嗎？
今天，有額外的保護措施，例如禁止將分析師薪酬與特定 IPO 的成功聯繫起來，限制向某些客戶提供信息而不是其他客戶，禁止分析師在他們所涵蓋的證券中進行個人交易，以及額外的披露旨在保護投資者的要求。
但立法者仍在努力解決利益衝突在 2007 年導致大蕭條的次貸危機中所起的作用——並想知道道德牆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或阻礙了崩潰前的做法。似乎有跡象表明，確保產品評級服務與其客戶公司之間的分離的規則遭到了蔑視。
另一個問題：一家投資公司的一個部門會向投資者推薦抵押抵押債券（或其他產品），而同一家公司的另一個部門則賣空它們。換句話說，他們以犧牲投資者爲代價來反對自己的建議。
除了合法性之外，所有這些黑暗事件和醜聞纏身的時代都揭示了一些關於道德、貪婪和專業人士自律能力的醜陋真相。一直有人懷疑道德牆的功效；當然，他們將自我調節測試到了極限。可悲的是，上個世紀的道德觀似乎是道德圍牆概念有助於定義道德界限——但它對防止欺詐幾乎沒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