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ll (1978 )假设自营商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在市场上生存,还要能在市场压力下有效管理其自身的投资组合。买卖价差是做市商承担做市成本的回报。这些成本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存货成本:为了满足市场流动性需求,做市商经常需要持有次优头寸。
因做市商交易机制而异的指令处理成本:这些成本可能包括交易费用,结算和清算费用,交易税等。
信息不对称成本:做市商在和知情交易商交易时常常会陷人不利的交易头寸。
因此Stoll (1978)的模型预测,不同做市商报价的买卖价差是各做市商风险容忍程度和执行方案的两数。
在Ho和Stoll ( 1981 )的文章中,做市商根据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来决定买卖报价。做市商控制自身的初始财富,以及任一给定时间点手中所持有的资金和存货。Garman (1976)在其文中指出,买入指令和卖出指令的到达率是买价和卖价的函数。Ho和Stoll (1981 )的模型结果认为,价差取决于做市商的时间跨度。例如,在一天交易快结束时,头寸变动的可能性变小了,做市商持仓风险便因此降低。因此,在一天交易快结束时,做市商可能缩小价差。另一方而,随着做市商时间跨度的延长,他也会提高价差以弥补更高的市场产生对做市商头寸不利变化的风险。
Avellaneda和Stoikov (2008)将Carman的模型进一步发展成可以持续产生盈利的量化做市限价委托单薄策略(quantitative market-making limit orderbook strategy)。此外,这种策略的表现超出了“最优买价最优卖价”做市策略("best-bid-best-ask" market-making strategy),在“最优买价最优卖价”做市策略中,交易者按照市场上可获得的最优买价和最优卖价提交限价指令。对完全理性的,“风险中性”的交易者而言,Avellaned。和Stoikov (2008)的策略的表现同样超出了“对称”买卖策略("symmetric" bid and ask strategy),在“对称”买卖策略中,交易者提交的买入报价和卖出报价与当前市场中间价的距离相等。